合作方政府运用作为公法人的法定机构就是要充分发挥它运行机制上的灵活性，克服上述法律障碍，平等吸纳合作各方人员，甚至吸引境内外人才。

法理是整体，权利分析理论是部分。虽然走私者的权利受到限制，但不能说走私者完全不享有财产权。

因此，志在司法应用的权利分析理论无法绕过这一点。财产权本身十分复杂，可被再分为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权，删除其中一项或几项并不会完全破坏财产权本身。其二，被告偷窃的自动售货机是走私而来的，属于非法财产，不能成为盗窃的对象。See Brian H.Bix,Jurisprudence:Theory and Context,Eighth Edition,Sweet Maxwell,2019,p.138. 进入专题： 权利分析理论 法律关系 。2.理清三角法律关系 U.S.ex rel.Virani v.Jerry M.Lewis Truck Parts Equipment，Inc.案的基本案情如下：维拉尼以举报人身份代表联邦政府对路易斯卡车部件与设备公司(以下简称路易斯公司)提起了诉讼，称其欺骗了联邦政府。

初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应将法定的律师费付给原告个人，而非代理原告诉讼的豪律所。⑦此为权利分析理论的核心所在。韩振文：《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司法的方法与载体》，《法治社会》2019年第5期。

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温州市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促进条例》第39条规定，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主动融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承担向上向善、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积极兴办社会公益实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推进共建共享，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7]共同富裕研究必须要有法学的视角，已有少数法学研究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如张文显教授将高质量发展下共同富裕建设，视为中国式法理学发展的核心要义。在2022年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中，总则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应当与发展经济、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文明幸福家庭以及增加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增进妇女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相结合。

第三，2022年修订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将共同富裕作为推进性别平等的理由。最后，在上一节我们看到，中央法规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区域协调发展的，而在地方法规中似乎没有涉及。

政法体制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法体制中，政治因素会以各种方式与法治互动，政治对法律的影响一般体现为党对法治各个环节的领导，法学界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33]在23篇中央法规中，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是2021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共同富裕是该法各项立法原则的终极目标，其第4条基本原则条款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共同富裕，遵循以下原则……经过研读会发现，共同富裕从政策层面落实到正式的法律时，依旧停留在法律原则的层面上。[41]《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开篇就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39] 陈明辉：《以劳动者为本位——关于共同富裕的一条思考路径》，《法治社会》2022年第3期。

[18]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1行终25号行政裁定书。参见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31] 关于路线、方针、政策的区别，可参见强世功：《中央治港方针的历史原意与规范意涵——重温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方针的重要论述》，《港澳研究》2020年第2期，第9页。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品质。

本文收集立法素材使用的是北大法宝数据库，在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以共同富裕为关键词全文中搜索2021年以来的法律法规，得到结果如下：中央法规110篇，其中法律9篇，行政法规14篇，司法解释5篇，部门规章59篇，党内法规制度14篇，团体规定7篇，行业规定2篇。‘十四五时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47] 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5]对这种互动关系的揭示需要借助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本文以共同富裕的立法实践为例，揭示这一政法互动过程。

[19]如某网络公司认为某演员对其肖像权的过度维权违背共同富裕之国家精神。共同富裕目前已经进入判决书中，但由于中国的司法过程无法进行法律解释，法官对共同富裕的援引仅仅具有修辞的效果，无法真正影响裁判的结果，因此探讨共同富裕的法治保障首先要从立法领域展开，通过立法、修法等过程将共同富裕从政策转变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国家长期稳定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9]阎天认为提倡劳动精神、强化按劳分配，是破解收入差异过大、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切入点，进而从高质量发展理念中的共享概念出发，重新赋予按劳分配以新时代的意涵。在中国的共同富裕立法中，劳动者权益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立法领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四十八章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中，开篇就指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如《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总则第3条规定，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32]由于北大法宝数据库自身的选取标准，搜索命中的不少法律法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如中央法规类的9篇法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8篇都是国家层面的工作文件，如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的决议等等，真正算作严格意义上法律的是2021年4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在地方层面上，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也发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2022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浙政办函[2022]5号），在总体要求中提到……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40]然而，具体到立法过程中，对劳动报酬率的提高等问题尚不是重点议题，而是将保障就业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切入点。[36] 参见杨圣敏：《对如何处理好当前民族关系问题的一点看法》，《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本文以2021年来的立法为分析对象，关注作为政策话语的共同富裕如何进入到立法之中，进而揭示出政策与立法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立法规划中的重要选题，也是立法准备中的重要考虑因素，无论在中央法规还是在地方法规层面，共同富裕都密集进入各种法律文本之中。[18]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维度上已经大量使用共同富裕，但是在法治实践中其影响还有待加强。

[8]张翔教授从宪法教义学的角度出发，将共同富裕解读为中国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核心要义。这种差异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有非常充分的讨论，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基本上还是温和的不平等，而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近乎极端，即便是被认为最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财富不平等，都远超过工资最不平等国家（如2010年以来的美国）中的工资不平等，进而世袭的中产阶级成为20世纪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的新特征。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第一类，即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且在中央法规中限于对23篇法律、行政法规的分析，只有在必要时触及部门规章。[41] 就像笔者在此前的研究中也发现的那样，在新中国成立指出，为了论证给资本家劳动也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官方发展出革命的劳动伦理命题。

共同富裕不仅涉及对城乡差别的缩小，不平衡发展也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21]56号）中提出，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平等享受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彰显公平正义。[20] 北京市互联网法院（2021）京0491民初36417号民事判决书。

对地方性的法律限于22篇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也仅仅在需要时触及。这一功能可以从中央、地方两类法律文本吸收共同富裕时的差别看出来，在国家层面上共同富裕毫无疑问是必须予以立法保障的，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中央层面上的涉共同富裕立法大多数是一些国家文件，较少涉及具体立法。

[11]汪晖先生指出，产权明晰、法制化等去政治化逻辑恰恰支持了不平等的产权改革。大部分裁判文书所援引共同富裕是作为日常表述而出现的，如裁判提及的家庭成员或邻里间的共同富裕。

[45] See Katharina Pistor, The Code of Capital: How the Law Creates Wealth and Inequ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笔者发现刘星教授在十几年前的一部文集以有产阶级的法律为名，其中对美国法律阶级本质的揭露非常的马克思主义，参见刘星：《有产阶级的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总之，通过上面的研究笔者发现，共同富裕已经进入到裁判文书之中，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规范意涵，由于中国的法院没有法律解释的权力，其对共同富裕条款的适用难以有前瞻的效力，只有法对相关规定做出修正后，共同富裕精神才能真正进入司法实践进而影响人民的生活，因此本文认为当前阶段更应该从立法进入。从地方层面来说这种差异没有国家层面上大，即便有些省份的区域差异同样很大，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一个行政区划内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更容易借助各种其他的手段来实现资源的分享和共同富裕，立法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因此涉及共同富裕的地方立法中较少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三、中央法规中的共同富裕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和国家制定的五年规划具有非常高的效力，属于一定时期内国家的行动纲领，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的关键词之一，但是从十四五规划进入到具体的立法之中，还需要经过立法规划——如下文将要论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浙江省人民政府2022年的立法工作计划，最后落实到法律文本中来。

在消除绝对贫困的过程中，农村的全面脱贫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城乡差别一直以来就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上的差别，在全面脱贫伟大斗争中乡村脱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因此在近两年的共同富裕立法中，乡村振兴主题处于重要地位。[2] 参见阎天：《知向谁边——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劳动关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4]对党领导立法的研究，除了政治理论上或组织上的宏观分析外，更需要对党领导法治过程的细致分析，法治过程中的政法互动不仅包括了单向的政治对法律的影响或决定，也包括了法律对政治的吸纳、改造与限定。在政治理论上厘清了共同富裕的逻辑之后，接下来就需要从法治实践中去关注共同富裕的保障问题，本文则主张回到立法角度，关注立法中的共同富裕问题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希望从法治的角度为共同富裕提供保障，势必会对自由主义法治中的一些理念提出挑战。笔者在裁判文书网中以共同富裕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发现，在2021和2022年间，包含共同富裕的裁判文书从共有52份，其中2022年2份，2021年50份。